信通、四通、京海、科海，它们的创办人无一例外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中关村，这是一群个性张扬的另类。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跟当时的大环境是有关系的。中国科学院正处在膨胀和转型的边缘，在过去的几年里，各种名目的研究所层出不穷，已达到上百个之多，而所开展的各项研究却似乎离国际水平越来越远。比如计算所举全所之力，花了八年时间研制的大型计算机“757工程”宣告完成了，并获得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但是它拥有的每秒千万次的运算速度与国际水准相比已令人汗颜，而其以军事为目标的研究思路更是得不到市场的响应。

　　在这种情况之下，精简机构势在必行，很多人都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出路，因此八四年当中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下海”。自谋出路，成为一群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的新选择。

　　比如京海的创建人王洪德在给中科院的报告中，他毅然决然地写道，“无论什么方式，调走，聘请走，辞职走，开除走，只要能出去，都行。”而创办了四通公司的万润南，则到处张扬自己是“民办企业”和“无上级主管”。

　　跟这些创业者相比，那时还寂寂无名的柳传志则显得要低调得多，善于借力和妥协的个性让他比其他的人都要走得远。从一开始，柳传志就没有完全割断公司与计算所之间的母子关系，他不但不想那么做，甚至在很多时候更希望强化这种若即若离的血缘。

　　当时，公司的启动资金是计算所拨给的二十万元，联想的资产性质是国有企业，柳传志等人的任命都要获得中国科学院的批准，公司的员工可以在计算所内继续享有在专业技术职务和工资方面晋级的权利，公司可以无偿使用计算所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使用所内的办公室、电话及所有资源。甚至公司从银行贷款，全部以中科院计算所为“合同的申请借款单位”，又以中科院开发局为担保单位，这自然解决了早期的资金来源问题。

　　在充分享受了国有资源的同时，柳传志则在财务、人事和经营决策的权力上，享有相当的自主权。这是一种十分混杂的状态，似乎没有人想把它理清楚，只有当联想日后逐渐壮大之后，它的资产归属才变得敏感了起来。

　　范无病去到联想前身的时候，发现这是一家小小的公司，里外两间屋子加起来也就是二十平米的样子，据说这里以前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

　　很多年后，在中国，它常常与惠普的那个著名的斯坦福车库一起被相提并论。柳传志后来回忆说，它的位置在计算所西大门的东边，房子是砖头砌起来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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